他山之石

    中国国际关系学科正迎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回顾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展望未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苏长和介绍，我国目前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国际关系学科体系，主要由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关系思想史、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国别与区域研究、国际安全、全球问题与全球治理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等部分组成。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郭锐表示，经过不懈奋斗和积极探索，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建设更加完善，专业结构和专业设置更趋合理，知识结构和知识谱系更加优化，课程设计和课程开发也取得了新进展。这有助于夯实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石，积极探索“中国学派”成长道路，进一步提升国际关系领域“中国学派”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

    苏长和表示，随着中国日益深入参与管理国际事务，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研究开始受到学界重视。但目前学科内部各部分发展还存在不平衡的现象，例如对国际关系思想史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增强学科体系建设创新力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学科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当前，国际关系学科建设与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方面，我国国际关系学科还没有拿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瞻性研究；另一方面，学科的国际对话能力、国际影响力与中国国际地位并不相称。

    在郭锐看来，现阶段，我国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建设正面临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学科建设如何实现内涵式新发展。国际关系属于新兴学科领域，进一步明确其学科内涵与外延，是学科发展的根本问题。我们要努力促使其学科属性更加明确、学科特色更加鲜明、学科范畴更加合理。第二，学科体系建设如何更加科学化。国际关系学科具有交叉性强、跨领域大、涉及面广、政策探讨多的突出特点。这从目前我国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的既有专业设置中可见一斑。对此，要避免功利导向和碎片化倾向，要科学合理布局学科体系，进一步优化专业设置安排，使跨学科探讨和交叉综合研究始终体现本学科属性意义。第三，如何增强学科体系建设创新力。要科学构建专业群、课程群、概念群、方法群、知识群等，不断增强国际关系学科体系建设创新力，力争取得交叉合理、跨域科学的最佳效果。

    在苏长和看来，建设和发展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科，要做好学科体系内涵建设，关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建设；要加强国际关系教材体系建设，重视提升中国国际关系话语体系影响力，特别是要扩大中国用于表述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些概念、范畴的国际传播；要提升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将各国学者吸纳进中国的国际关系类学术组织中来。

抓住历史性发展机遇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王义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呼唤我们提出“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源于历史，属于未来”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呼应当下之世界期盼、中国所需。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所长郭延军认为，我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一是要在对中国自身历史经验进行理论总结的同时，更加重视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一大创新，就是立足中国乃至东亚（亚洲）的历史，形成了对西方主导下国际关系理论的有益补充。但我们始终面临外部世界能否对我国形成正确认知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建立起一套既立足自身历史，又能与西方形成对话的话语体系。二是要维护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辩证统一。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既需要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又要从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应对人类的共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三是着重研究周边外交中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中国周边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首要关注点，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和领域。

    当前的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尤其是区域研究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学院院长孙晓萌表示，首先，区域研究当前面临的问题在于知识结构上的失衡。长期以来，我国的区域研究一直将比较政治、国际关系及国际安全和战略作为重点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宏大的国家关系和战略层面，对具体细微的问题则少有关注和研究。当前亚非国家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迁与转型，其中所蕴含的复杂问题与矛盾，以及亚非国家现实政治经济格局的多样性，恰恰需要从一个新的、综合的、结合传统文明研究与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理解和认识。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互联互通及构建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念，为区域研究的范式创新提供了广阔的探讨空间。其次，我们在“非西方”研究方面十分薄弱，涉及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水平、专业队伍、人才培养等，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最后，国别区域研究人才的失衡问题也亟待解决。当前，人才培养规模、层次、质量尚不能满足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的需要，急需培养通晓当地语言、熟谙当地文化，能对所在国国情进行研判的专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