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现代大学与19世纪传统学院在组织与管理上有根本的不同。19世纪传统学院规模较小，以联系紧密的学者学生共同体和经验管理为基础；现代大学规模较大，以科层制和专业化管理为基本特征。院校研究是在大学由传统学院向现代大学转变过程中作为现代大学管理的参谋而出现的。可以预见，在中国由精英经大众走向普及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大学也会发生类似的变化，也会需要院校研究。

以有组织的全国性院校研究的出现为界，可以把美国院校研究史大体分成诞生期和成熟期两个阶段。诞生期从哈佛大学建立到二战结束。其间又可以再分为两个小阶段：个人自发研究阶段(1636—1900)和院校调查阶段(1900—1945)。成熟期从退伍军人法案到现在。其间也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有组织的全国性院校研究的形成(1945—1980)和专业化、国际化阶段(1980—2000)。

19世纪末美国高等学校的规模较小。个把个学生、百把个教师、以教学为主的高校，在今天看来实在是个结构简单、功能简单的小学校。校长要是腿勤快，每天在学校走一圈，就认识几乎所有的教师、甚至相当多的学生，就可以了解学校的所有情况。这种学校根本用不着什么院校研究人员帮忙管理，学校管理部门完全可以应付其管理问题。即使今天，美国两千学生以下的学校也很少有专门的院校研究人员。例如，1998年院校研究协会会员中，只有5%的人在两千学生以下的高校工作，而此类高校当时占高校总数的60%。

在这段时间，美国高校还是有一些以改进学校工作为主旨的研究活动。但多是个人的自发行为，而不是有组织的专业性活动。考雷认为，美国最早的院校研究应是1701年为建立耶鲁学院由马瑟父子(Mather，Increase &Cotton)所进行的研究。他们的研究使耶鲁学院采用了苏格兰的大学管理模式，采用一套管理班子而不是当时哈佛学院和威廉玛丽学院采用的两套管理班子的模式。若这算院校研究，可以设想后来每建一所新学校，创建者们都可能进行类似的调查研究以决定学校的定位、规模、制度、管理等问题。这样形式的院校研究应不在少数。但学校一旦建成，这种研究也就随之结束。

如果把上面的研究看作是建校研究，那么就还有改进与发展研究。由于当时行政管理问题不是主要问题，改进与发展研究就集中到教学方面，尤其是受19世纪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科学革命与法、德大学模式的影响，以及美国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而进行的课程与教学改革。例如，1823年哈佛大学教授提克诺(George Ticknor)通过对德国大学的研究而在哈佛大学提出的课程与教学改革方案，1828年耶鲁大学发表著名的《耶鲁报告》等都属此类。事实上，这段时期美国的许多学校，如康奈尔、密西根、MIT等，也都进行了大量的课程与教学改革。这些改革挑战殖民地时期古典课程体系，造成了美国课程体系从古典学术向新的科学与工业学术的转变。

笔者认为课程教学研究至少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仅涉及教师个人的行为，一类是涉及学校的组织行为。前者不是院校研究，后者是院校研究，因为前者不涉及学校管理，而后者会改变学校的教学政策与管理。

回顾美国20世纪以前的院校研究，泰特罗认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个人推动的各校自发性研究。笔者认为还有一个特点，即开始从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研究转向以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为基础的管理研究，并由此揭开了贯穿于整个20世纪研究中的经验学派与科学学派之间关于如何研究高等学校管理问题的不间断论战。第一回合就是科学管理运动和学校调查(self-survey)运动。其特点是开始把由工商业管理研究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运用于高等学校管理，并开始改变美国在20世纪以前形成的高校传统管理模式。这个发展被称为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次管理革命”。

20世纪上半叶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有几个基本特征：美国从精英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高等教育；大学面临要求扩大招生的平等主义与提高学术质量的精英主义的双重压力；高等教育开始从社会边缘走向中心；各级政府和社会机构一方面增加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另一方面开始利用管理和经济杠杆推动以提高效益为中心的高等学校管理改革；高等学校规模不断扩大，管理复杂性超过经验管理模式的极限；院校研究开始在部分学校作为管理参谋出现。

美国是现代管理学的故乡，泰勒是现代管理学之父。泰勒的主要贡献是强调以科学方法来研究管理，取代传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管理方式。自从泰勒1903年提出他的理论，美国工商界与管理学术界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理论的简明逻辑和革命意义，企业界和政府开始在全国各种组织中推广这个理论，也包括高校组织。1905年富商卡内基捐款1000万美元建立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普里切特(Henry S .Pricheter)被选为基金会的首任主席。普里切特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曾任MIT校长。和埃利奥特一样，他相信管理与科学的结合可以提高管理水平。他也认为，和欧洲的大学相比，美国的高校存在严重的质量与管理问题。因此，基金会的首批研究任务就是调查与提高高等学校的质量和效率。此外，作为基金会主席，普里切特需要知道学校是否有效地使用了经费，并决定是否给予资助。我们已经看到，高校一半以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资助和社会捐助，这个收入对学校性命攸关，大学无法拒绝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调查。于是，1909年普里切特把科学管理专家库克送到哈佛大学、MIT、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多伦多大学等8所著名大学去调查管理效率问题。

院校调查运动也与普里切特密切相关。他推动高校质量与效益改进的基本方法是组织大规模的学校调查，并公开发表调查结果。换言之，他利用社会舆论来迫使高校进行管理改革。他宣称：“所有高校，无论是靠政府资助还是接受私人捐助的高校，都是公共服务机构。公众有权了解它们在管理和发展方面的事实，包括财务和教育方面的事实。”他不仅让库克调查美国大学的管理效益问题，还让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对美国医学院校进行调查，以坚持社会有对高等教育进行监督的权利。他专门请与大学无涉的人进行调查，弗莱克斯纳回忆说，普里切特请他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不是大学中的人。

这个调查运动意义重大。首先，它是由社会发动的对高等学校的检查，标志着社会大规模干预高等学校事务的开始。它在高校传统自主权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高校开始意识到，公众有权而且能够对高校事务造成重大影响。公众性是高校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第二，它第一次把美国长期分散独立、与世隔绝的高等学校一起推到全国公众面前，品头论足，并以此决定对它们的支持与资助。这给高校形成了巨大压力。学校开始意识到竞争，意识到质量与效益对学校生存的重要性。库克所钟爱的竞争与效益原则开始被高等学校广泛接受。第三，调查使统计技术得到广泛运用，科学理性得到广泛认同，科学管理精神得到发扬。在埃利奥特时代使用统计还是鲜有的事。但调查运动之后不使用统计方法已经被认为是不“科学”的了。第四，在调查运动中许多地区性高校协会和全国性专业教育协会相继建立，成为地区行业的教育质量评审机构，并开始指导、监督专业和地区的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的全国性标准开始形成，高校自行管理与行业地区统一评估的工作体系开始形成。制度化的高校质量调查也由此成为惯例。第五，调查使高校认识到自己的管理问题。大型高校，如伊利诺大学(1918)、俄亥俄州立大学(1918)、明尼苏达大学(1924)、密西根大学(1927)等开始建立专门研究机构来研究自身的问题。正式的院校研究也由此开始。

于是，一些学校开始增选工商业人士为学校董事，实行管理岗位专业化，管理程序标准化，增加专业岗位，增加专业管理人员，强调以数据为基础(da-ta-based)的决策方法，聘请受过专业训练的博士或硕士担任中层甚至高层管理人员。这些变化都是前所未有、革命性的。正如伯恩鲍姆所说，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一次“管理革命”，一次以泰勒主义获得全面胜利的革命。

但是，以上都是一些形成中的新趋势，千万不要想象那时所有的学校都能够做到，例如统一财务报告制度。为促进财务管理标准化，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于1909年专门设计了整套的财务报表，联邦教育部在1935年建立了统一的财务报告标准和程序。但到1959年，戴尔·罗素(John Dale Russell)还指出，“许多学校(也许是大多数学校)并没严格执行这个科目分类系统”。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通过学校间的比较分析来促进竞争，提高管理效益的方法因此而受到限制。最可能的原因是高校抵抗由政府推动的各种统一管理制度。显然，统一财务报告意味着统一学校会计制度，统一会计制度意味着对学校财务管理自主权，甚至相关学校事务管理权的侵犯。对此，素有自主管理传统的美国高校岂肯轻易就范。然而，管理变革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美国高校管理迎来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前50年美国经历了从精英高等教育到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公共经费投入的增加，推动美国高等学校开始从边缘走向中心，高等学校管理制度也随之开始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力量认为科学管理方法可以用于提高高校管理效益，因此积极推动高校采用新型管理原则。但高等学校对此并不完全认可，对科学管理运动有所抵抗。但一般而论，美国高等学校管理开始从经验管理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为以效益为中心的科学管理模式。院校研究作为管理参谋开始出现。这些都为二战后美国高等学校管理进一步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本文节选自《高等教育研究》2003年03期，《现代大学与院校研究(上)——美国院校研究发展述评》

（转自：里瑟琦智库）